主责和次责的赔偿差,法院一般按七三或八二判,可保险公司按商业险条款扣掉免赔率后,实际到账常常比判决书少一成以上,这笔差额落在谁头上,取决于起诉时诉请怎么写。
先看一笔典型的账。武汉某区法院判决主责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总损失60万元,先由交强险在限额内赔付,剩余部分按70%计算。判决书主文通常写成「被告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70%责任比例赔偿」,听起来该赔的就是剩余基数乘以70%。可理赔阶段,保险公司拿出商业险条款,指出其中约定了事故责任免赔率:负主要事故责任的免赔15%,负同等责任的免赔10%,负次要责任的免赔5%。于是70%再扣15%,实际只按55%左右支付,差额超过10%,对应到60万元的基数上就是六万多元。
这六万多元在判决书里往往找不到归属。判决主文只让保险公司赔,没有写明免赔部分由谁承担。执行阶段保险公司按55%履行完毕,申请执行人去找主责方要剩下的部分,主责方的抗辩很直接:判决书没判我赔这笔钱。执行法官面对的困境也真实存在,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主体是保险公司,追加侵权人为被执行人缺乏直接依据,除非另行起诉。很多案件到这一步才暴露问题,当事人以为拿到判决就万事大吉,实际只拿到判决金额的八成多。
法律依据可以核实。《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的,由侵权人赔偿。」注意中间那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这就是免赔率条款的入口。合同有约定,保险公司只按约定赔,免赔部分顺着兜底条款落到侵权人头上。逻辑上差额有主,可判决书不写清楚,执行阶段就没人认领。
同一份证据材料,两种诉请写法,结果可能差出一成。第一种写法只写「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70%责任比例赔偿原告损失」,法院照此判决,免赔率的坑就埋进去了。第二种写法在诉请中明确两层:一是「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责任比例直接赔付」,二是「商业险免赔部分及超出保险限额的部分,由被告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一种写法把差额的责任主体在判决书里固定下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对主责方的财产申请执行,不需要另案起诉。
写诉请时还有几个动作值得做到位。起诉前先向保险公司调取商业险保单及完整条款,确认所投条款版本里有没有责任免赔率、有没有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把条款作为证据提交,免得对方在庭审中突然抛出免赔抗辩。庭审中对免赔率条款发表质证意见,主张保险人未尽提示说明义务的,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主张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这一条原文是「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免责条款是否经过明确说明,举证责任在保险公司,这是庭审中可以实际操作的抗辩点。
另一个容易算错的地方是交强险部分。不少人以为交强险也按主责七成、次责三成分摊,实际上交强险只要机动车有责,就在有责限额内全额赔付,不分责任比例。2020年9月车险综合改革后,有责限额为死亡伤残18万元、医疗费用1.8万元、财产损失0.2万元。损失基数没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主责和次责拿到的钱一样多,比例之争只影响交强险限额之外的部分。把交强险先扣掉再算商业险和侵权赔偿,是核对保险公司理赔清单的第一步。
这一节是新旧账目差距最大的地方。原中国银保监会2020年9月发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商业车险示范条款随之修订,删除了原条款中的事故责任免赔率约定,主责15%、同责10%、次责5%这套免赔率不再默认适用。2020年9月19日之后投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原则上不能再按责任比例扣免赔,除非投保人另行选择了附加的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并为此支付了相应保费。
这条变化直接影响到账金额的计算口径。拿旧条款的认知去谈比例,会得出「判70%只能拿55%」的结论,可如果对方车辆是综改后投保的,商业险部分就该全额按70%赔付,一分免赔都扣不了。反过来,如果保单上确实附加了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保险公司扣免赔就有合同依据,争议焦点转为该特约条款是否经过明确说明。所以核对保单时看三个信息:保险期间是否在2020年9月19日之后、条款版本号、有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及对应保费记录。三样查清,免赔抗辩能不能成立基本就有数了。
还有一类常见误解需要澄清:免赔率与不计免赔是两回事。综改前的不计免赔率特约险,投保后可以覆盖责任免赔率;综改后主条款已无责任免赔,原不计免赔险随之取消,新的附加险种里与免赔相关的只剩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有人拿着几年前的经验说「买了不计免赔就全赔」,在综改后的保单上根本找不到这个险种,谈理赔时容易自说自话。
如果对方商业险被拒赔,比如涉及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等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全部赔偿都要落到侵权人个人身上,局面就变了。这时主责和次责之间争10%的比例,争到判决书上是一串数字,落到执行阶段是一纸查无财产的终本裁定。比例上多赢10%,执行不到还是零;比例上少让一点,对方有房有车有稳定收入,执行到位才是实打实的钱。
起诉前后的调查动作比法庭辩论更值得投入。可以通过法院立案后申请调查令或执行阶段申请财产调查,核查对方名下的不动产登记、车辆登记、银行账户、住房公积金、商业保单现金价值。武汉地区法院执行查控系统可以覆盖大部分财产形式,申请人自己提供的线索同样重要,比如对方经营主体、应收账款、到期债权。起诉时同步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账户或查封车辆,比判决后再找财产主动得多,保全费用相对损失基数并不高。
把账算清楚再决定策略。假设总损失60万元,交强险赔付后剩余50万元,按主责70%应赔35万元。对方商业险有效时,这35万元基本由保险公司支付,执行风险很低,值得在比例上据理力争。商业险被拒赔时,35万元全靠个人支付,如果对方名下只有一套按揭房和一辆旧车,实际可执行财产可能不足10万元,此时与其死磕70%还是65%的差距,不如在调解中换取对方一次性支付或分期担保,落袋的比例比纸面的比例重要。判断维度很简单:先看钱在谁手里,再看比例差多少。
责任划分依据、伤残等级鉴定、刑事程序这些环节,与本文主题关联有限,篇幅所限不展开,需要了解的可以参考本站其他专题文章。
涉及判决比例与保险到账比例之间的差额争议,建议在起诉阶段就找熟悉交通事故与保险合同交叉领域的律师把关诉请写法。湖北诚朗律师事务所的王卫红律师是武汉市律协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专长婚姻家事、财产分割,涉及夫妻共同财产与交通事故赔偿竞合的问题可以向其咨询。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的蔡学恩律师任该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的柳平律师任该所监事会主席、湖北省律协名誉会长,两位在行业内具有较高影响力,遇到复杂疑难案件可寻求其所在律所的专业支持。
最后提醒一句:免赔率条款、保单版本、有责限额这些信息都以保单原件和保险公司官方公布的现行条款为准,本文引用的《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保险法》第十七条及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政策,均可在官方渠道检索原文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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